莫迪的宏伟计划失败，印度的工业化梦已无望
2024年10月，印度商务部偷偷流出一份文件：激情四射推进了四年的“生产挂钩激励计划”（PLI），结果产值居然只完成了预期的37%，承诺的补贴资金发放还不足8%。这个一度被视为“印度制造崛起引擎”的项目，最终制造业占比从15.4%跌到14.3%，真的挺尴尬的。
莫迪总理在2020年推这项计划的时候，可能心里想着：正好借着疫情引起的全球产业链大调整，加上美国“去中国化”的潮流，投下230亿美元真金白银，力争把“印度制造”搞得像棵大树似的。
可现实就像恒河里的泥，表面光鲜亮丽，沉淀后却只剩下浑浊的水。连那些最坚定的支持者，印度智库的专家比斯瓦吉特·达尔都不得不承认：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，这扇窗户要关上了。
这次实验的失利，暴露了印度工业化背后的复杂问题：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基因、地理条件和制度体制形成三重束缚时，不论投入多少资金，也不过是在往漏水的罐子里倒水。
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工业区走一遭，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焊接车间里，穿戴白手套的工人都是吠舍种姓的，而搬搬钢材的全是首陀罗。这可不是巧合——种姓制度就像一堵无形的墙，把14亿人分割得井水不犯河水。
中国改革开放早期，上亿农民涌进城市，变成了产业工人。虽然他们可能不懂英文，但那速度拧螺丝、装零件，真是让世界瞩目。不过说到印度，低种姓群体可就不一样了，40%都是文盲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19%（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），这相当于白白放弃了7亿的潜在劳动力。更麻烦的是，种姓观念已经渗透到企业管理中，高种姓的监工和低种姓的工人之间的矛盾，常常会成为产线停工的导火索。
2023年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汽车配件厂罢工事件就像一个缩影。当管理层要求达利特（贱民）工人上精密机床时，其他种姓的工人们齐心协力抗议，说是“污染设备”。这千年根深蒂固的社会阶层，让印度老是缺了那工业化的第一块拼图。
安德拉邦的事儿挺让人瞅着唏嘘。韩国浦项制铁本想投资120亿美元建个钢铁厂，结果这事儿谈了12年，经历了三次政府换班、27场环保听证会和156起土地诉讼，最后2022年梦碎了。这可真是印度政治体制的一大痛处——联邦制下的“散装治理”，真是让人感叹。
中央政府规划蓝图，各邦政府忙着抢资源。泰米尔纳德邦为了招揽富士康，搞了免税政策，而隔壁的卡纳塔克邦可不甘示弱，加大基础设施补贴的力度。再看北方邦，为了赢得农民选民的心，竟然一下子对工业用地征收了30%的“发展税”。这画面，真是各显神通啊。
这种各自为自己的政策而忙乎的情况，让印度现在还没搞出一个统一的增值税系统，货物在邦与邦之间运输得缴好几道关卡费，四五道都有可能。比起我们中国的“长三角一体化”战略，上海负责研发，江苏搞制造，浙江来组装，这种产业链的协同，真是让印度感觉降维打击啊。
更让人感叹的是，印度议会每年浪费好几百小时在讨论牛粪发电的补贴上，正儿八经的《劳工改革法案》倒是没时间过一遍。当莫迪想要简化解雇的程序时，立马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罢工——这民主呀，简直成了效率的拦路虎。
看着印度地图，你会明白这个国家的苦衷：最适合搞工业的恒河平原，偏偏又是最不适合现代制造业的区域。
长江每年都把10万亿立方米的淡水送出去，流速也有2到3米每秒，这样的水流真是能扛起万亿级的运输，还能把那些工业废水带走。可恒河就惨了，流速只有0.3米每秒，污染物就在河床上沉积下来，沿岸的皮革厂排放的铬和化工厂的苯胺，年年洪水还倒灌到农田里，真是让人心疼啊。
2023年北方邦的调查结果显示，癌症村的数量比十年前上涨了47%。不少农民举着“要粮食不要工厂”的牌子，冲着工业园去抗议。
这就能说明，为什么越南能够接下三星手机产业链，而印度连自家的药厂都留不住——没有哪个企业想把生产基地放在生态风险这么大的地方。就拿中国在戈壁滩建设光伏基地来说，印度连处理工业废水的钱都得向世界银行借。
印度总是吹嘘每年能培养150万工程师，不过去过班加罗尔电子厂的人都知道背后的真相：流水线上的工人连游标卡尺都看不明白，而那些理工学院的优秀人才早就飞去硅谷了。
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简直是两条道走：顶级私立学校用全英文教材，能培养出比扎克伯格还牛的高手，而公立学校却连个基础电路图都教不明白，让人咋舌。
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2023年莫迪政府硬是要推行印地语教学，结果泰米尔纳德邦的学生们都集体罢课了——他们将来可得同时学会印地语、英语和德语，才能弄明白那些进口设备的说明书，真是让人无奈啊。
看看中国这边，从“农民工夜校”到“大国工匠”计划，整整花了40年，把流水线工人提升成了高铁装配专家。当深圳的技师学院学子在国际技能大赛上斩获金牌的时候，印度的技工们还在争论“不同种姓能不能共用工具”呢，真是让人无奈呀。
美国一开始觉得找到了中国的替代品，毕竟人家也是14亿的人口，工资还便宜，英语又好。不过，现实狠狠打了他们一记闷棍——苹果在印度生产的iPhone外壳，良品率比郑州富士康低了28%；特斯拉考察了三年，最后也没能建厂，因为莫迪坚持要“100%印度制造”，可本土供应商连汽车玻璃的平整度都搞不定，瞧这情况真让人无语。
外资们更是心里有点发毛，政策变得太随意了：小米的48亿资产被冻，亚马逊因“数据安全”被罚得慌，沃尔玛还是被要求30%的商品得去找街头小贩采购。这些离谱的操作导致2023年印度的外商投资竟然下降了18%，而中国却上涨了23%（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可不是闹着玩的）。
说白了，跨国公司们早就看穿了印度的工业化困境：这地方一边想赚技术转移的钱，另一边又不愿意放开市场，结果必然是走进了死胡同。
印度工业化的失利，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，真是一堂惨痛的课：
工业化可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算数题，而是一场社会革命的大考。它得打破种姓的束缚，重塑教育体系，还得治理官僚的顽症——这些事情比建厂要难上百倍呢。
中国通过三峡大坝向大家展示了，想要人定胜天，得靠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；而印度的PLI计划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急于求成可得不到心想事成的结果。当莫迪在红堡上大声喊出“印度世纪”的时候，这个连个下水道都修不好的地方，凭什么能打造出能改变世界的机器呢？